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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考回归科举的功能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8 15: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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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扬 今天 10:46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很多事情在群情汹汹之下结束得过于匆忙,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暇反思。

在今天的南京夫子庙,有着那么一座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考生号舍多达20646间,可以同时容纳两万多人同时考试。唐伯虎、郑板桥、方苞、翁同龢、张謇等人,曾在此高中举人;吴承恩、吴敬梓、陈独秀等人,也曾在此不幸落第。用阎步克先生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中的说法,“这是一个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宏伟考场,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留下的一个奇迹”。

奇迹已成遗迹。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诏“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废止了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在那个时代,这自然也被视为大清国与世界接轨的重大改革举措,在改革者眼中,似乎科举一废,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也跟着拔除了。

我想,我是可以理解晚清改革者的那种焦虑与急迫感的。在那个亡国灭种似乎迫在眉睫的大争之世,由科举制度培养出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显然是不合时宜,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无法契合时代需求”,“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的大词终究敌不过西方人的洋枪洋炮,熟读《墨子》也造不出蒸汽机,“以夷治夷”的传统智慧在西方现代外交理论的对照下显得幼稚可笑。

可以说,晚清改革者之所以要废止科举,着眼点正是“选拔人才”本身,这正如清廷在废科举诏书所言“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

对此,我想说两点。第一,我们是不是在潜意识中已经将“八股”等同于“科举”本身了,以上描述的科举弊病更多是考试科目也就是“八股”的弊病,这种批评源远流长,晚清也是炒冷饭而已。这正如孙文在《五权宪法》中所说“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最古最好的制度……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早年曾一度激烈倡废科举的梁启超后来也有类似的说法,“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

第二,科举所提供的选拔人才功能,在某些历史的转折年代,其实也有“失灵”的先例,这不仅仅是晚清。如朱熹在宋金对峙的特殊年代也曾放言称,“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罢科举三十年”。问题是,能否因为科举在某些年代的“失灵”,而推而广之的认为科举作为一个制度的溃败。打个类似的比方,市场经济在经济危机的年头也常常“失灵”,难道我们就要因此在整体上否定“市场”么?在特殊的年代,我们或许不妨引入一些凯恩斯主义的权宜之计,但自由市场终究是主流。再换句话说,我们能否因为在生病的时候吃饭不管用,而否定吃饭?

不过,在我看来,以上两点终究还是细枝末节,晚清废止科举的核心问题还远不止此。

回过头来看,科举作为一种考试制度,无非有两大功能。其一,就是上面所说的“选拔人才”,也就是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对此,晚清改革者的废止考量纵有以上所说的两点失误,但尚有可论之处。

其二,“社会流动”,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阶层流动的顺畅渠道,避免阶层固化。就科举的这一功能来说,无论是在晚清的改革年代,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审视科举时,都往往最容易被忽视的关键之处。事实上,正是因为晚清改革者忽视了这一点,才部分导致了废科举六年之后,大清朝就追随而去的历史悲剧,

对于科举的“社会流动”功能,有一句古诗概括的最为到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历史上流传着无数关于“科举(知识)改变命运”的传说,比如唐代穷小子王播寄居寺庙吃白食应考,最后成为了宰相,当然,也有的是显贵家族因为子孙科考不利,最后走向没落的故事,“富贵无常”的背后就是社会流动的力量。用林语堂在《中国与中国人》一书中的话就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科举取士使任何人都有上进的机会”。梁启超在说到科举破除阶层固化的功绩时,更是说“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2013年9月28日,江苏省南京市,人们在南京夫子庙举行祭孔大典,纪念孔子诞辰2564周年。东方IC供图。)

在贵族社会中生活了上千年之久的西方人对科举的崇拜,很难不让人想起我们这个时代国人对于“美国梦”的推崇。传教士马菲则早在1588年就称赞说,中国科举制下没有世袭贵族,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奠基者,让你和称号、官职都不会合法的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英国人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说:“在中国,财富与荣誉的获得并不限于一个特定的阶级,任何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成为一名书生。”

在人类寻求平等的历程上,古代中国人也做出了自己探索与贡献,科举制即在其列。在这个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中国梦”中,科举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考试制度,给予了大多数中国男性这样一个机会:自由投考,通过规范化的程序公平竞争,以知识改变命运。底层读书人被编织进了一种无比公平的梦幻场景中:昨日凿壁偷光,明日老爷升堂。

“科举制所促成的社会流动规模,已能与现代社会略相比了;在教育决定社会地位上,中国的科举时代也与现代社会的特征相近”,根据阎步克先生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中提供的数据,《宋史》中的北宋官员,46%的官员来自平民家庭,南宋非官员家族的进士,更是长期保持在近60%的高比例。顾炎武论明末科举取士时更是慨叹:“科举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这样一种社会流动的规模与速率,证明科举已非任何特权阶层所能垄断。而即使官贵子弟,也必须走过五关斩六将的“科举独木桥”,考试中也不用动其他歪心思,清朝三大弊案哪次不是大开杀戒,作为朝廷大员的主考官被杀也不在少数,鲁迅幼时的家道中落不也是因为祖父卷入科举弊案所致么?

一切止于1905年的那一纸诏书,那个时代的改革者或许还不能理解“社会流动”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所在。对此,许纪霖先生曾有“没有1905,何来1911”的说法,废科举等于绝了底层知识分子向上生长的道路,已没有什么改良可言,大清朝也没过多久就尽丧人心,不夸张的说,当时的革命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那些原先安守科举当官老路的读书人,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

罗志田先生在《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中说,废科举之后,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罗先生的话其实很好理解,科举时代,教育终究是一种“低成本”的模式,“教科书”也就那么几本,考试大纲几百年不变,乡村与城市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对于一个乡村贫困家庭而言,爷爷读过的书孙子可以继续读,用不着再花钱买什么新课本,说不定爷爷的老课本上还有啥“应试心得”。

贵公子你在北京城的深宅大院,穷小子我在横断山的穷乡僻壤,但天涯共此书,有什么打紧,最多也就是你有个把饱学之士辅导,有那么些优势,但我早读晚读死读,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韦编三绝。再说,我们乡下那种不得意的落第秀才多了去了,也未必就不能教出一个状元了。

但废除科举大兴新学之后,农村的穷小子拿什么去和城里的公子哥比?那个时代的新学是一种高成本的教育,且先不说穷人上得起上不起的问题,您能指望穷乡僻壤也有个留洋回来的先生?爷爷留下的《古文观止》作废了,全村最有学问的老秀才也没人知道啥是“格致”谁是“拿破仑”?

科举时代虽然结束了,但作为我们这个时代考试制度的高考却未必不能继承“科举精神”。平心而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考时代中,高考中所附带的“科举精神”还颇有一些,比如:教育的“低成本”,考试大纲的相对稳定,没有所谓的“加分”项目,考试结果对于努力和天赋的高度依赖而不是教育资源和所谓“素质”,精英教育导向而带来的毕业后就业前景的清晰……

当下这个时代又如何呢?号称要改革应试教育,推行素质教育,教改了这么多年后,温总理前几年说了一句大实话,“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你现在跑到北大清华,要找到个农村“寒门子弟”还真是小概率事件。

在我看来,现在所谓的“教育改革”,所谓的“素质教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打着改革“应试教育”旗号,而实质上是破坏“科举共识”的反动。前面说过,考试制度无非就是两大功能:选拔人才、社会流动。我们所谓的教育改革,在实质上其实和晚清废止科举一样,都是在片面强调“选拔人才”的重要性。所谓素质教育,不就是说过去的“应试教育”已经不合时宜,选拔出来的人才据说无法适应“跨世纪人才”的时代需要,因此,需要所谓的改革,而选拔出更加“有素质”的考生——会跳舞的,会航模的,会演讲的,会奥数的,据说,这才叫人才,他们才能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但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改革是不是和晚清一样忽视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社会流动呢?如果说晚清废止科举还有其选拔人才避免亡国灭种的内在合理诉求,那么,我们这个国家,GDP已经是世界第二,军事上别说不仅没有人在想着瓜分我们,且已经强大到周边国家操心“中国威胁论”的地步了,我们还要怎么强大?我们还需要选拔怎样的人才来“挽救”这个时代?如果说经济发展上我们已经不“唯GDP”了,而讲求社会公正公平;那么,在教育和考试政策上,我们为什么还在那么焦虑的执行着发展主义的“人才导向”,忽视社会公平公正的枢纽:社会流动?

且先不论所谓的素质教育和教育改革能否选拔出“有素质的人才”,这关系到如何定义人才的大话题,我想强调的是,用“选拔人才”为名义来进行高考改革,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社会流动”才是高考乃至任何考试制度的主要功能,凡是不以“社会流动”为首要考量的考试改革都是耍流氓。

不是说“选拔人才”不重要,只是,在任何一个正常时代中,“社会流动”的重要性总是要压倒于“选拔人才”的,两者之间理应是个主次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必须汲取晚清的历史教训,更要汲取五四时期“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教训,救亡与“废止科举”终究只是特殊时代的权宜之计,“启蒙”和“社会流动”才是和平时代的首要诉求。至于“选拔人才”,我们为什么不能让高考少承担一些,让大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市场多承担一些?在选拔人才这个问题上,你更相信全知全能的教育部,还是市场?

在发展主义和“选拔人才”的教育改革导向之下,我们这些年的改革又比晚清教育改革高明了多少?考试加试英语口语,山区学校英语老师的口语水平恐怕还不如大城市的一个优秀生;航模奥数什么什么加分,那为什么会种田、会养猪、“分五谷”不加分?为什么考试重视的“素质”都是农村和穷孩子难以具备的?“小升初”不考试,据说按区域分是公平的,但在这个城市拆迁愈演愈烈的时代,好学区的学区房又岂是平民家庭住的起的;高考大纲和科目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课本越来越不重要,教辅越来越重要,补课越来越重要,“超级学校”的老师越来越重要,你让个农村穷孩子凭啥去“知识改变命运”,单枪匹马的他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城市学子。

这是个航模加分、钢琴加分的时代……早晨六点起来上早自习的农村穷孩子们这些都不知道,就如同他们一百多年前寒窗苦读时不知道什么是“格致”一样。更可怕的是,某一天有人突然告诉他们,“应试”教育是天底下最可恶的事情,要成才必须要比拼很多他们闻所未闻的“素质”。

至于“社会流动”,别介啊,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培训富二代,解决“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反正,我们这个社会从来不缺乏如马云们这样白手起家的神话,当然,没有告诉你的是,他们都是产生于八十年代的应试教育。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永远不要忘记,还有一种社会流动叫革命。

(责任编辑: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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