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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拿破仑---粟裕!(珍藏版)连载(8)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19: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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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兔死狗烹,古今同律

中国的拿破仑---粟裕!(珍藏版)连载(8)

中国的拿破仑---粟裕!(珍藏版)连载(8)

中国的拿破仑---粟裕!(珍藏版)连载(8)

中国的拿破仑---粟裕!(珍藏版)连载(8)

  

刘邦在楚汉相争之际,封了七位异姓王,建立汉朝后,他很快杀了其中五位。因为韩信一句千古名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将其视为诛杀所谓功臣的始作俑者和代表。

 

相比明太祖,汉高祖就只是一个小儿科了。朱元璋诛杀功臣的残忍,令人发指,刘邦主要杀异姓王,朱元璋是公侯伯一起杀。麒麟阁十一功臣,云台二十八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唯有朱元璋生时已立的功臣庙成了一个笑话,诸多画像巍然的功臣,转眼进入《昭示奸党录》,遗臭万年。

 

朱元璋与毛有几点类似。一是敢做不敢当,胡惟庸倒台,朱元璋把刘基之死责任全推到胡身上;彭德怀倒台,毛也把整粟裕的责任推到彭身上,至于林彪倒台,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遂把诸般责任,归结一句“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此时功臣故旧早已心寒齿冷,逢场作戏。二还得感谢司马迁,《淮阴侯列传》过后,皇帝诛杀功勋,仅凭谋反理由,而且迹近栽赃:“通敌”,也就是“汉奸”。从朱元璋指控胡惟庸通日本,通蒙古,到崇祯指控袁崇焕通满,到毛指控高岗、彭德怀通苏,指控刘少奇是内奸(通日本、通苏联、通美国),指控林彪叛国……似曾相识,所通各有不同,功效万无一失。

 

在国外,能与毛媲美的是希特勒与斯大林。希特勒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斯大林则在1937-38年把党内(中央委员以上)与军内(师以上)的95%以上的高层干部全部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毛天生就是好斗之人。他把“斗”当做乐趣。用他的话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当然与天斗、与地斗,没斗出什么名堂,也不可能有什么名堂。有名堂的是与人斗。这名堂可就大了。大到可与希特勒、斯大林媲美,甚至连希特勒与斯大林也自叹不如。一是斗的时间长、几十年如一日的斗,这点希斯比不了;二是发明了一条系列的整人运动,如“镇反”、“三反、五反”、“反右”以至于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毛的新鲜经验,希斯也比不了;三是践踏法纪、草菅人命之广、之多,希斯更比不了。从斗的对象看,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当然还有党内的异已。说到党内的异已,一个特有的规律是:越往上,越是毛身边的人,敌人就越多。这一规律,也恰恰证明了党的信仰的虚伪性。至少是毛不信。不然,就无法解释,他身边被打倒的人为什么如此之多。从逻辑上讲,在环境越恶劣,参加革命越早,职位越高的人,如刘少奇等其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越正统、越坚定。但毛打倒的恰是这批人!这批人均是建党、建国的有功之臣。

 

 

其实,大批的整人运动,早在延安整风时就开始了。张闻天等就是首批受害者。建国初,大陆还未完全平定,即着手削去对拥兵百万、攻城掠地的三大主军事集团林彪、粟裕、刘伯承等三人的兵权。用亲信或头脑简单的叶剑英、陈毅、贺龙替代之,并用兵团整编分化之。继而召集五大军事集团首脑进京开会,劈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听得刘伯承“心里直打颤”,不得不马上提出到军事学院去。毛即应允。没两年又用“五马进京”的办法,削去五大区首脑(相当于明清官制总督)地方权力。并“及时”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五七年的反右,把民主党派彻底清除出政治圈子;大跃进时的庐山会议,把不同意见的代表,打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中,又揪出了刘少奇、林彪两个“卖国贼”。当然,还有数不清的党政军领导与高级知识分子,惨遭迫害。

 

粟裕与这些受毛迫害的人比,罪名与下场与那些已死去的人相比,处境要好得多。这倒不是毛对其手留情,只不过是毛实在是找不出粟裕更大的罪名而已。

 

 

(一)、蒙冤经过

 

 

粟裕36年的冤屈,或许只是应了陈赓的一句话:“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 ”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任务是总结解放后八年来的军事工作,结果却批起刘伯承、肖克的教条主义,粟裕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来了。

 

这次会议,开始几次有50多人参加,属小范围批判会,地点在中南海居仁堂。后又增加到1400多人。主要参加者有邓小平、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林彪、黄克诚 、谭政、萧华(元帅中朱德、刘伯承、徐向前未参加),主持人是当时的总书记、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发言最激烈的是陈毅、彭德怀、聂荣 臻、邓小平、黄克诚四个人。

 

会议开始后,由于三野将领不配合,彭德怀于是组织有力人物,做三野干部的工作:轮番上阵、个别谈话、施加压力、要求人人过关,与粟裕划清界限。


   
陈毅过去是三野名义最高负责人,现居外交部长,以口才著称,又有批华东局最高领导人饶漱石的经验,自然成了出面做工作的首选。他除了找人个别人耐心谈话外,还在千人大会上做了长篇专题发言。 


   
彭德怀很满意陈毅的讲话,高兴地说:“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


   
他大概没有想到,一年后的821,又一个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时,陈毅继刘少奇之后,重炮出击,第二个表态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代表,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

 
    
因为陈毅出面和彭德怀等人的压力,绝大多数三野将领不敢为粟裕说话,有人甚至跟风批起粟裕来。


   
原南京军区政委傅奎清回忆说:“那时批判粟裕,我们华东局的同志不发言,还批评我们,说我们的态度不端正,因为华东局的同志都知道,粟裕二让司令,什么个人主义、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实。” 

   
原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回忆说:“那次会议,说到粟裕同志的个人主义,我就不同意,我找过黄老(黄克诚),说粟裕同志不是那种人,我就不发言了吧,黄老点头说,也好。可后来军委领导还是指定我表态,我没办法,只好说粟裕同志过去在华东胜仗打的多,是有些骄傲的,总参千头万绪,总长不好当,算是表了态,但领导还是不满意,说我软弱,还点了我的名,后面发言的几个同志看到我被批评,说得都很重。”

 
   
后来有些浅薄者认为,批粟时三野将领不敢出面给粟裕说话,说明粟裕威望不够。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按此高论,1959年批判彭德怀,彭德怀的“威望”更是小得可怜。全军不但没有人出来帮这位昔日的解放军副总司令说话,他最亲信的副手、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曾被人称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彭总"的张宗逊还当了急先锋,反戈一击,在庐山会议批彭最积极(因此保住了副总参谋长一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甚至将彭德怀一拳打倒,说“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也动了粗,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他头上。


   
彭德怀如此,林彪亦然。1971"九一三"后,当年唱着"林总的命令往下传"的四 野将领们,除了沦为阶下囚,失去发言资格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无一人敢挺身而出给林彪说话,几乎都是闻风而动,赶快揭发,与林彪撇开干系。


   
此前此后批刘(少奇)批邓(小平)无不如此。实际上,相比之下,批粟大会的情形还要略好些,毕竟还有几个三野高级将领敢当面顶撞。他的嫡系老部下叶飞、王必成、陶勇成为重点“攻关”对象。但无论怎样威逼利诱,叶飞是死活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陶勇则说:“首长,你是知道的,我家境贫寒,八代祖宗不识字。我自己呢,当了团长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这样吧,就请你的秘书写一篇揭发材料,我来念吧。”

 

果然,陶勇发言前就郑重其事申明:“我文化低,识字不多,这篇稿子是xxx首长的秘书xxx写的。但这里笔划多的字实在太多了,怕念不好,错的地方,请x秘书补充......”。结果,陶勇的发言被取消了。

 

王必成则另有办法。他不拿讲稿,即兴“揭发”粟裕:“我,王必成,奉命揭发大阴谋家粟裕。粟裕的大阴谋,有两点我体会深刻,那就是‘大’和‘谋’”。

 

接着,他讲了济南战役未结束,粟裕就向中央建议打淮海大战,一役基本解决歼灭蒋军的主力问题。“中央采纳了粟裕的意见,我们取得了决战淮海的胜利,提前两年解放全国。这个谋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评论,也没资格评论,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清楚.....”。 王必成最后说:“粟裕阴的一面,我没有体会,请知情者揭发出来,让我们受教育!”

 

他的话一出,四座皆惊。与会的贺龙早年行走江湖,佩服的是这种肝胆相照的仗义,他很是赞赏王必成,说:“王必成可信、可交,可深信、可深交!”
 
  会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说他“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关系;说粟裕“随饶(漱石)反陈(毅)”;说粟裕“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使聂荣臻受批评”;说粟裕与彭德怀“将帅不和”,“主要责任在粟裕”;说他“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再就是说粟裕“告洋状”等。

 

粟裕申辩说,所谓他曾经支持饶漱石反对陈毅的说法是不实的。“1943年饶漱石在淮南黄花塘赶走陈毅同志,当时我在一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我,别的师的干部也根本不知道。事实上饶的这种阴谋,他是不敢向下讲明的。”他又说:“我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也不争权力。1945年中央曾任命我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我认为张鼎丞同志是党内有资望的老同志,华中军区司令员应该由他来担任才好。因此,我压下了中央这个任命,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议,中央因此修改了任命。1947年军委要我带王必成纵队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士榘、唐亮的部队会合,统一指挥这六个在外线的纵队,我当即复电军委,强调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1948年我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当时要派陈毅同志到中原去,把华野交给我负责。我当即表态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在毛泽东同志强调陈毅必须到中原去之后,我也还是坚持,华野司令员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


   彭德怀却说:“这正说明你阴险!


   关于“告洋状”,粟裕解释说,他和苏军参谋长的会面完全是事先安排的,会见总共只有20分钟,加上翻译,两个人每人顶多只能讲5分钟话。当时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是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起草的国防部和总参职责条例五易其稿通不过,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告洋状”。当时的动机还是参考一下苏军的经验......


   关于粟裕“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使聂荣臻受批评”是怎么一回事呢?此事发生在19527月。那时聂荣臻任代总长,他对呈送毛主席和中央的文件的有所控制。聂荣臻说:“毛主席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这以后,军队方面送到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那里的东西就少了。后来毛泽东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张震也被找去。毛泽东对张震说:“早先还看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就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毛泽东批评后,粟裕认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毛泽东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了的,聂代总长有了以上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不料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了“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荣臻则又作了批评。结果,这次会上把粟裕向毛泽东写检查报告说成是“告阴状”。


   关于粟裕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彭德怀是1952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粟裕在他领导下在总参工作了六年多。粟裕对彭德怀是尊重的。但是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粟裕与彭德怀是存在分歧的,比如根据战略方针制订作战计划和建立战略预备队及增建机械化师等问题上,他们都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处理对待上的分歧。在工作作风上他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之间的意见和分歧,也是为了更好地搞好国防部及总参的工作。
    
   关于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主要有下列两件事:


   一是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中央军委会是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处理军事问题的最高机关,它通过解放军各总部实施对全军的领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但并没有改变上述军队领导体制和关系,各总部仍然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后来,由于学习苏军,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尚没有明确的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电文,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也受到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316中央军委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这次批判粟裕时,竟把总参执行军委起草职责条例的决定,说成是粟裕藉此争军权。


   二是关于是否组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问题。为应付突然事变,粟裕任总参谋长后,提出抽出若干个军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配置于机动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对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表示反对,认为无此必要,说全国都属于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成战略预备队。这个纯属工作范围的争论,在批判粟裕时竟被扣上了“有争夺这几个军的阴谋”!而若干年后,中央军委从战略需要出发,建立了类似粟裕当年建议的部队。


   大会主持者彭德怀既不顾这些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说明和会上一部分同志正确公道的声音,一再地加温加压。粟裕忍受着屈辱和痛苦,接受这个突如其来打击。他精神上极端痛苦,夜夜不能成寐。他一次次地在大会小会上作检讨,总共达八次之多。每次检讨都要痛苦地说一些违心的话,同时想通过检讨的机会对一些原则的问题重大事实作一些说明。但每次说明之后,招来的是更严厉的批判。

 

更为心酸的是,粟裕过关的检讨竟然是夫人楚青替粟裕写的!
  
   粟裕的夫人楚青,对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挨批斗的事全然不知。有一天早晨,她正准备去上班,粟裕突然从内室出来,神情忧郁地对妻子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楚青这时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批判,并被上纲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写一份能过关的检讨,他已经在内室自我封闭了七天了。他把一堆会议简报交给楚青,无可奈何地说:“你看了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通过,怎么写都可以。”


   楚青看完材料,大吃一惊。她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划归到敌我矛盾的行列,就不顾实际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下来了。粟裕用这份检讨在大会作了检查,果然过了关。但是,他心中感到非常痛苦。粟裕对妻子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


   以后,粟裕因为多次实在控制不住这种痛苦的情绪而责备妻子:“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楚青当然也很痛苦:“不是你说怎么写都可以,只要能过关就行吗?”接下来,夫妻二人就默默不语,相对而泣。这样的场面他们经历了多次。

为什么会出现1958年这样的悲剧呢?作为一名曾经在粟裕身边长期工作的同志,我认为与粟裕的赫赫战功、爱动脑筋、爱提建议、忠厚老实有关。也与彭德怀的自卑感有关。如果彭自己说出来,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彭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

 

他所说的“学术权威”、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老资格”、党龄超过他的人,指的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被他主持打倒的人:军事学院院长、留学苏联的刘伯承;南昌起义的参加者刘伯承、萧克、粟裕;秋收起义的参加者陈伯钧等人。另外,粟裕等人入党时间也早于彭德怀。

 

彭的这个自我剖析确有道理。彭粟二人的优点,举世公认,为了坚持真理,他俩都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汉子!如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为了揭露与纠正浮刮风带来的严重危害,明知有丢官的可能,他还是呈上万言书,坚持己见甚至达到了与毛对骂的程度。结果真丢了官。而粟裕,同样为纠正毛南进的错误战略,也是冒着同事误解、伤毛自尊与受处分的危险,多次向毛直谏,直到毛接受他的意见为止。但他俩行事低调、不善于奉迎的性格,在社会与党的风气被搞乱的当时乃至今天,确是非常的难得与可贵。这是他俩的这一大优点。不幸的是,他俩的这一优点,又是他俩最大的缺点。犹如双韧剑,即伤害了自己,又容易被别人伤害。可悲的是,剧中人却全然不知。如彭看粟,粟非凡的战略与惊人的战功,得到毛朱周的赞赏。彭出于理性,也同样感到欣慰。但另一方面,彭与粟不同,尽管自己身为副总,但彭知道,做为一个真正的军人,能带来荣耀的,不是耀眼的军衔,而是战功。如果他的战功,能与粟裕一样,他可能对粟就平和得多了,也就不会那么的自卑了。但恰恰粟的战功无比的辉煌。大家可能知道,自卑的人往往有一种奇怪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一是总以为别人瞧不起他,特别是那些在某些方面比自己强许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二是出于本能,想尽量避开比自己强的人。然而,阴错阳差的,毛安排粟做总长,彭想避开粟也就不可能了。这样一来,粟的功大、叫真与与彭的位高自卑碰在一起,矛盾与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从粟的所谓三大罪状来分析,显然,粟完全没有错。倒是彭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虽然彭谈不上是“小人”。道理很简单,粟对毛的错都敢直谏,对彭提正常工作意见,为什么不可以。本来、军委、国防部与总参,确有职能重复的可能,明确理顺一下,完全必要,向苏军咨询借鉴一下,也无不可。何况,粟事先是打了招呼,且与苏方会见时又有第三人在场,有记录。怎么能理解为向苏方“告洋状”?“极端个人主义”?

 

其实,联系一下毛批粟的说法,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批粟。毛在一次会议上是这样说粟裕的:“粟裕比较骄傲些,胜利多了,冲昏了头脑”,“老子天下第一”,“粟裕的经验主义是有自大的一面”。几句话,道出了毛的用心。这说明了毛一直嫉妒着粟,因粟几次的直谏,而且都是粟赢了,使毛的面子太过不去。因此,一直想找粟的茬报复一下,这次机会来了。毛的话就证明了这一点“你总有一些东西要暴露出来,这次就暴露了”。意思是,你粟裕也不总是正确的,也有出错是的时候。不过,政治上的东西,显然与军事不同。军事上的争论,可通过打仗证明谁对谁错。政治上的东西,没法衡量对与错,如粟裕执着的理顺总参与国防部的工作职能,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说粟的事业心强也可以,说粟骄傲自大也可以。硬上纲上线说是“坏人”(毛语),也还可以!比起加在刘少奇身上的“内奸、叛徒、工贼、反革命”罪名来,实在是小菜一碟,要轻得多了。这么说,粟应该要“山呼万岁,谢主龙恩”才是了。

 

但从粟的经历与为人,说粟是“骄傲自大、个人主义、坏人”,显然是别有用心。其实,毛早在解放战争中就对粟表示过不满。

 

正当粟裕积极准备淮海战役的1030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突然接到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竟然是这样写的:

 

 漱石同志:

  自中央子虞电至今已九个月,未寒电至今亦已两个半月,华野前委书记(指粟裕)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性,落在一切兵团之后,实属不合。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成你传达中央意旨,处理此项问题,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军委

 

                                                三十亥

  

    大家可能想不到吧,在战争处于这么紧张的时候,做为中央的高层,不是想方设法为部下分分忧解难,而是搞什么可笑的文化大革命式的早请示、晚汇报。毛认为粟裕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以及在华野内部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等恶劣作风上,很不主动,“只低头吃草,不抬头看路”,甚至比所有野战军包括两个月前“狠批”的林彪都差劲。

 

  饶漱石郑重其事地转达之后,粟裕很是吃惊,感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老大”今天这么大的火气从何而来。

 

  粟裕后来回忆说,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征,带病指挥。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了,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参加。”

  

他虽有满腹的委屈,但因战事紧张,还是在淮海战场繁重的作战指挥间隙中, 几次向毛所报告(有再次因战事太紧张,不得不申请毛同意后补交)所部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等问题的情况。

 

  以上不难看出,毛控制部下思想的做法,多么残酷,多么令人厌恶!如果是和平年代没紧事,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愿意写多少就写多少。可这是战时呀!你这么做,就等于浪费了部下考虑作战的时间,而这宝贵的时间,有可能是成败的关键。是消灭敌军重要,还是务虚重要?再说,哪来的那么多阶级斗争?!西方军队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照样打胜仗。可笑的是,现在还有人对毛的政治感到自信。但不无讽刺的是,同样自信的各级官员,边自信、边腐败、边往美国跑。可能会有人反驳我,你说的信仰不坚定的腐败分子是极少数。我断然反对:《北京娱乐信报》 2005322日报道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卖官案:黑龙江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有半数以上县市的处级以上干部涉案,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牵扯进去。大家请想想,一个市,有多少政府机构,也就几十个吧。就有50多一把手,牵扯进来,说明问题了罢!再就是最近重庆很火的性贿案。请问:性贿成功的官员有12名,请问该女子一共接洽了多少官员,其中几名官员保持了本色。我觉得,这么看问题,才是比较可靠与客观的。再如,一个高官的家庭,其党员的比例一定很高。但我们没有发现,其中一个成员贪污腐败后,有其他家庭成员进行大义灭亲的举报的。同样,连官方也承认,同级的纪监委没有检举同级官员的案例。这说明了什么,我想不言自明了。其实,邓早就认识到,毛的精神原子弹,对提高生产力,没有什么大的作用,否则,就不会进行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了。

 

现回到毛批粟,毛还有另一层用意,即挑动将领之间的矛盾,即鼓动互相揭、互相斗,揭出东西更好,他好收渔人之利。揭不出东西,也解了心疑。总之,不管怎么样,对于他而言,怎么做对他而言,都没有什么损失。至于,这些被挑动者的损失,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死是活,他才不管呢!封建统治者都是这么干的。这一点更说明了毛的可恶!奇怪的是,毛就是这样的斗了几十年,竟然被说成是有益的探索,是七分成绩。我就不解了,一次、二次这么干,可以理解为是有益的探索,几十年如一日的斗,害了那么多人,还称之为是有益的探索,还硬要人相信,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陈赓曾经对粟裕说:“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两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陈赓说的中肯、说的对!但陈赓也只能是私下说说而已,若是此话传到毛的耳朵里,不掉脑袋才怪呢!

 

批粟草草收场。

 

在毛的精心策划与指挥下,一个多月的批斗,除了上述所谓的罪状外,没有揭露出实质性的东西,毛不得不遗憾的草草收场。表面上看,一是当时与事后有人替粟说的好话。如当时的叶剑英就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问题吧!”萧劲光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二是过去与粟裕浴血沙场,并肩战斗的同事,虽然在“十二级台风”下不得不加入“批粟”的行列,说一些违心话,但仍有人在发言中对粟裕的革命贡献、个人品德及在总参的作为,作出了一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有鉴于此,毛不得不说:“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是打得好的,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可见虚伪至极!更可笑的是陈毅又再次的见风使舵了:在听了714日粟裕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后,陈毅主动走上前去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且带头鼓掌,表示通过。次日,陈毅又在大会上说:“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如果说我和他有很大的分歧,经过昨天他的检讨,造成了我和他重新团结的基础,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的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不过,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怎么能解脱呢,平反,不就说明毛错了吗?结果仍然是,831,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粟裕被撤消总参谋长职务,调离总参时,邓找他谈话说:“今后你就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在那里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实际上是粟裕连接触部队的权利都没有了。从此以后,他长期任闲职。

     
   第二年,彭德怀、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挨了整,被打成了“反党集团”。但彭德怀也以同样的方式整过别人,除了粟裕,刘伯承也是挨了他的整的。庐山会议上叶剑英劝粟裕把自己蒙受的冤屈提出来,粟裕说:“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波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对比一下毛、陈等人的所为,粟裕才是真正的伟人!

 

(二)、艰难的平反过程

 

为什么粟裕的平反这么难?我认为:

                               

    第一、1955年授衔首先考虑的,是站队的问题。粟裕虽未查出与高饶有联系的证据,但毛并未就此打消疑虑。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整粟裕就是明例。

   

第二、最关键的是一山不能容二虎。粟裕的功劳太大了,在解放战争的许多关键时刻,是粟裕在指点毛的迷津,使毛不至于铸成大错。以至于看到那一封封毛粟间的往来电文,不细琢磨,真的弄不清,到底是毛在指挥粟裕,还是粟裕在指挥毛!如果战争年代为了夺取政权,毛可以容忍粟裕戳他的伤疤,但在和平年代,就绝不容许出现有损于他形象、挑战他权威的任何事情。给粟裕平反,就可能造成这种形象受损的局面。因此,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威与形象,毛只有主动的挑粟裕的毛病,找粟裕的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粟裕的功绩在人们心中抹去。在毛的生前,其目的确实达到了:人们只知道毛最会打仗,不知道有个比毛还高明的粟裕。其实,毛何尝不想置粟裕于死地。但遗憾的是,粟裕一生太光明磊落了。除了打仗,别无他求。因此,很难找到粟裕的大问题。仔细看一下给粟裕定的几个所谓的罪名,与岳飞的“莫须有”差不多,实在登不了大雅之堂,以至于连毛都不好意思置粟裕于死地。

 

同样,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为了调动人们参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但给粟裕平反,也存在着损害和削弱邓威望的问题。总之,粟裕的冤案难翻,就是粟裕的功劳太大了。功高震主,在封建时代是不允许的,在自我标榜“制度自信”的我国,也同样是不允许的。谁若是超过了领导,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欣赏特色中国的原因了吧!因此,牺牲粟裕是邓的必然选择。

 

事实证明,确实是如此。


  1960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对此,粟裕十分兴奋,认为这等于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反了。然而,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发出指示和作出决定。毛的虚伪再次暴露无遗!

 

  毛是能被人左右的人吗?有这么一个例子:19355月,有人提名胡耀邦担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当时有人担心胡耀邦太年轻,毛是怎么说的很值得一看:“既然你们认为胡耀邦担任组织部副部长不行,那就让他当部长吧。”

 

至于后来,坐得江山之后,就更别说了,一个村支书,一个工厂保卫干事,毛要他们当副总理、当副主席,谁能奈其何?只能说明要搞粟裕的是毛本人。

 

事实是,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名义上是由彭德怀负责召开的。实际上,要批斗像刘伯承和粟裕这样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没有毛的首肯,是绝对办不到的。仔细考察这次会议前后过程,从毛主席多次在不同范围、不同场合就会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采用的方式”以及“决心开好会议”的讲话和具体指示,不难看出这次会议的真正主导者是毛主席。

 

    人们通常认为国防部、总参分工不明,但这种权限的不明晰,责任显然难说全在于彭,而更多可能是毛的刻意。彭的模糊哲学也不赖,黄克诚是副总参谋长,被粟裕领导,黄克诚又是军委秘书长,领导粟裕。再看看1956年八大林彪竟然跃居他之上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就知道毛够狠的,上边让林彪恶心彭,下边让粟裕恶心彭,咱们的老彭,58年、59年火气那么大,也就难怪了。

 

    不得不说:粟裕有不断打乱毛泽东的如意算盘的可能。毛含辛茹苦地拿总参、拿你当牌子搞模糊哲学,含辛茹苦地培养、重用你,你倒好,专来拆台。

 

    所以,在中国打仗,单靠孔武不成,非阴柔不能致胜,但阻柔者又最容易遭疑忌,因为你在对敌斗争中的百般手段,千般谋略,也让人怀疑你是否还会对人有真诚。韩信如是,林彪如是,粟裕亦如是。

 

阴柔之人,必定内敛深沉,心思缜密,适合拜将,但不适合交心,这样的人跨前半步可能是奸雄,退后半步可能成圣人,让历代君王求之若渴也最感头疼的,就是这样的人。

 

打天下时缺之不可,得天下后防之如贼。结果“兔死狗烹”,韩信成了历代勋将的前车之鉴和镜子,却不见后来者有谁能躲过淮阴侯的劫数。

 

倒是那些胸无城府甚至了无点墨的有勇无谋之辈,反能得以保全自己,大多而善终。

 

文革后,粟仍未及时得到平反,原因在邓的阻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公案。‘反党集团’(指萧克等)要专门平反;另一种情况(指没有戴反党帽子的)也要平,情况不一样也要平。”话是说的挺好。但执行是另外一回事。与邓没利害关系的,很快就得到了平反,涉及到邓利益的,就一拖再拖。想必大家已经清楚,邓说淮海战役的一切功劳都是他的。因此,粟裕尽管写了回忆录,但空下了淮海战役这一章。原因是无法写,即他要写的与邓说的差距太大!这一点邓粟均心知肚明。为了掩盖真相,邓不能不继续阻挠粟的平反。


   叶剑英对粟裕的平反倒是很热情,说:“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后来叶剑英真的与邓谈过,邓也表示同意。

 

粟裕写了要求平反的申诉报告后,杨尚昆说,我同张爱萍、余秋里商量了一下,研究出一个方案,即宜粗不宜细,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收文件时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写销毁也可以不写,待收回后再由办公会议作出决定销毁。另外,同粟裕同志谈一下,明确说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了。要谈就是我去谈。

    

  粟裕知道后,要求楚青记录下他自己的意见,转陈杨尚昆:

  

  1、要求文件明确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样。因为这次处理是政治上作出处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为是就文书档案作出的技术性处理,若干年后还会产生歧义。

  

   2、撤销的范围,应包括文件、发言、简报、记录等全部会议材料,存放在个人那里的,由组织上收缴。

  

  3、请求由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人负责收回全部文件、材料,并负责销毁。

  

  粟裕的要求明显是合理的:要平反的话,那么一定要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否则就不是平反。所谓单纯的收回“销毁”,就是说不要深究了,为什么怕深究?因为深究就会究到邓大人的头上。坚持用“收回”的字眼,说明了中央缺乏平反诚意。显然,邓不愿让全国人民看到他在这件事情也有错。这才是邓阻挠给粟裕平反的要害所在!后边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粟裕平反的事情就耽搁下来了。虽然杨本人没有透露出邓的真实看法,我们可以从一些侧证来推测一下。

  

  《粟裕传》里面提到,粟裕正在写回忆录时,上级把帮助粟裕整理材料的人调走了!邓对于粟裕写回忆录的真实态度由此可见一般。

  

  为什么《粟裕战争回忆录》中没有淮海战役,而后来楚青根据粟裕的零散言论,整理出一份《粟裕谈淮海战役》,却又不录入回忆录中!

    

这里明显看出,邓自己可以任意吹嘘,歪曲历史,却不许别人讲客观事实!所幸的是,历史文电还在。否则,就真的没人能够弄清真相了!邓为什么坚持不给粟平反,因为邓知道,被打倒的人,就等于判了对手政治上的死刑,这样,一切跟政治有关的包括著述都不能公开。不能公开,邓取代粟的功绩的行径,就没人知晓!这就是要害所在!

 

   1978年,叶剑英提议粟裕为军委副主席人选。但最后胡耀邦(中央组织部部长)赶赴上海,通知粟裕人事任命时,却成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职。

 

与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58年粟裕落难,林彪没有说粟裕一句坏话。

 

  1969年,中苏边境紧张,在林彪的同意下,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出面把粟裕请出来,由其出谋划策。粟裕不辞劳苦,带了几个军事参谋跑到中苏、中蒙边境防区漫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搞出了一份防御作战方案,经军科院专家看过后予以肯定。“文革”中,尽管那么多人遭到迫害和打击,但林彪并没有加害于粟裕。

 

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又指示中共中央、军委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但这一决定也未能付诸实施。结果,粟裕在蒙冤26年后,没能等到组织上为他正式平反,198425就含冤离开了人世。


  在邓淡出后,1987911,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写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转达了这样的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办成这样了。”

 

 粟裕最终的平反,始于邓小平退下来后的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正式确立。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副主席刘华清、张震。

 

 值得注意的是,江是从上海来的。其前任是汪道涵,而汪是江的恩师。从历史上说,上海的政治首脑,大多数时间是华东系统,而至华国锋时代以后,甚至可以更细化到出身于粟裕的老巢——华中系统。江正是接华中系统上海最后一位元老汪道涵的班,可想而知他和华东特别是老华中系统的关系与影响。

 

 江的亲信曾庆红,是粟裕的老同事、毛的亲信曾山的儿子。张邓曾粟谭,当初华中时期的电报,可是经常连在一起,并且大家合力与陈毅打电报仗,而且时常想着让粟取代陈。1995年北京召开《追忆粟裕同志》座谈会,发言者就包括曾山夫人、曾庆红母亲邓六金。粟裕过世,邓六金和楚青见面流泪。

 

粟裕的二次平反,正是起端于华野战后的归结地南京军区,借的由头是逝世10周年。发起者是粟裕华中系统的嫡系老部下金冶、谭肇之、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中转人南京军区政委傅奎清更是苏中、莱芜、淮海、渡江战役一路参加过来的老华东。张震于此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对粟裕的颂扬,除了没有和老帅一样的涉及政治的“伟大”字眼,其专业评价几乎超过了所有元帅。

 

   在粟裕去世10年之后,19941225日,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刊登。文章除了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特别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篇文章经由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先后草拟,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修改审定,最后由江泽民审阅发出。这个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先烈英灵,也实现了许多干部群众多年的心愿。

  

这一长达36年的历史公案,至此总算有了一个公正的了结。

 

 


9级东风致玛依塔斯路段封闭 72名滞困旅客安全转移清雪车在清雪。  天山网讯 (特约记者李小华摄影报道)受九级暴风雪袭击,滞困在国道3015线、新疆省道201线玛依塔斯路段的72名旅客和26辆车,经过玛依塔斯应急保障基地工作人员13个多小时的奋力施救,于12月9日11时许转移到安全地带,无一人滞留。  新疆塔城地区公路管理局额敏分局玛依塔斯应急保障基地扫雪车工作人员巴图散介绍,12月8日晚上,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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