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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广州“复课闹革命”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14: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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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城市学校随即全面停课。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要求农村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作为红卫兵,将“文化大革命”从学校蔓延到全社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通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生返校复课,学校恢复招生,“边上课边闹革命”。


文/潘健生


1968年(编按:应该是1967年10月),中央宣布“复课闹革命”了,我们这一群在社会上浑浑噩噩多时的少年突然被通知可以入读中学了,兴奋之余,也有点不习惯,因为毕竟在社会上浪荡久了。另外还有点不解:复课就复课,后面还有一个“闹革命”,到底是复课还是回去闹革命?疑问归疑问,到了9月,我们也都高高兴兴入学了。当时全国范围从1966年开始停课到1968年,学生都长了三岁,年纪长了但书未读,一大群青少年像塞车一样,都拥堵在那里了,当局只能将“文革”前只读了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全部塞进中学,原初高中的学生则如数发个毕业证书全部打发到农村去。我们从小学六年级一跃即成为初三的学生。高中再改为两年制,我们就算是读完了初高中。

全国的学校压缩学习时间,大力改革课程内容,原教材被指责为“封资修”(编者按: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全部不用了。当局匆忙印制了一批临时的紧贴现实政治的教材。不过,即使是这些简了又简的教材,还是没有规范的课时确保完成。初中高中仅三年时间,本来时间就不多,频繁安排外出学工、学农、建分校、放寒暑假等,真正在学校学习的就更少了。更严重的是,这一系列社会性的活动,把学习的时间切成一段一段,不断被打断,完全没有连贯性,学习效果更差。1971年,号称高中毕业的我们,实际受教育水平充其量只有“文革”前的小学毕业水平。


1971年作者所在的广州二十一中一连团支部全体团员合影留念(前排右二为作者潘健生)。

学英语,每次都从A B C开始

六年的课程压缩为三年,教材压缩再压缩,老师讲课跳着挑着内容来讲,语文政治这些科目还好办一些,压了就压了,不学也问题不大,但是英语就麻烦了。英语虽不是一门连贯性很强的课程,但怎么说也要懂得26个字母吧,可在我们老是中断的学习中,就是背不下来那讨厌的26个字母。教我们英语的是一位热情奔放负责的中年女教师,讲课有声有色,尤其是朗读英语抑扬顿挫,在我们看来甚至有表演效果,但是当时英语课完全没有现在那么受欢迎,这位空有才华和热情的英语教师只能被迫充当不重要的角色,课程更多地被挤占,很是有点失落。很清楚地记得,每次从工厂农村分校回到课堂,她要讲新的课程,同学们都一头雾水,因为连26个字母都默写和读不出来了。于是她只能又从26个字母复习认字开始。记得她曾不无感慨地说:“哦,又是从头开始。我每次同大家讲课都是从26个字母开始,唉。”

她总觉得大家轻视英语,否则为什么总是连26个字母都记不住?有同学小声地反问:“学英语有什么用啊?毕业后我们都要到农村去的,能用得上吗?过几年不全都还给老师了吗?”老师一下子确实答不上来,但她灵机一动,也找到了一个理由:“怎么没用?万一我们在战场上遇到了敌人,是外国侵略者,你要抓他俘虏总得说两句吧,这两句课本上就有啊!”

确实,课本上真有“跟我走”(FOL-LOW M E)和“举起手来!”(HAND SUP)。

但我想不明白,万一我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但寡不敌众,不幸腿被打伤了,跑不了,想自杀但手中的枪弹已尽,面对敌人我们该说什么呢?这只是我在内心突然掠过的一个怪念头,在当时是绝不敢透露出来。不但不敢向老师说,也不敢向同学们说的。


我们还是这样不断地间断地学习英语,不断从26个字母开始。直至高中毕业。现在我能记住的除了上述两句以外,还记得“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CHAIRMANMAO)、“毛主席万万岁”(ALONG,LONG LIFE TO CHAIRM ANMAO)两句,因为这两句是老师每次复习完26个字母后都会讲并且要我们默写的,可能她是为了保证政治正确以防被戴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而我们除这几句以外,基本没有学到和记住什么了。

然而懂得了这几句又有什么用呢?毕业没几年毛泽东就去世了。

除了英语,其他科目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虽然在学三年没学到什么,到了毕业时间,不论水平如何,全体同学一律毕业,皆大欢喜。

到了1970年代末期,号称已被政府认可高中毕业的我们虽已参加工作,却被安排在单位进行初中文化补习,简直叫人哭笑不得。这是后话了。



早请示晚汇报。 资料图片

早请示晚汇报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荒谬,那时的教育,一边想把我们培养成无神论者,一边却每天都必须“早请示晚汇报”。

入学不久,学校安排到农村去学农。每天早上一起床,什么也不做,就要先集合在一起“早请示”;晚上入睡前,不能自行倒头就睡了,还要集合一次“晚汇报”。按要求,我们每人早晚手里必须拿着一本由林彪写序言、红塑料皮的《毛泽东语录》,由一名老师或学生干部领喊,集体跟着带领同声喊:“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老师念一句,我们跟着念一句,边念边有节奏地摇动着手中的“红宝书”。这就是著名的“早请示晚汇报”,当时的一个全民对领袖的祷告的仪式。

本来这没有什么使我们觉得惊奇的,因为全国都这么干了,大人们都这么干了,我们这些少年跟着又有什么呢?但当时一位在我们看来很严肃的科学工作者的物理老师W领喊,就让我们有点难以置信。

这位物理老师四十来岁,正值壮年。可能是长年用功读书,戴着一副厚厚的高度近视眼镜。在我们这些无知无畏的同学心目中,他是一个很有科学知识的老师。还记得他为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杠杆原理”,他很认真地讲,他的不知是哪里的口音使我们想发笑。个别不是那么安分的同学还搞起小动作来,七嘴八舌在下面讲话。终于有一个调皮的同学,他连老师的姓都没记住,情急之中就把W老师叫成了“就是那个杠杆老师”,最后大家就学着他把W老师代称为“杠杆”,并在同学中流传。W老师似乎并不介意这个叫法,他在意的是大家是否认真学习。但他对科学的坚信我们没有一个同学会怀疑。

让我记忆最深的一幕,是学农在从化农村的一间破旧的房间里,因为房子低矮,为了看清领袖的肖像,W老师带领我们跪着,在油灯昏暗中神情严肃认真地一句一句喊:“敬祝……敬祝……”我们心目中的科学家怎么也会像教徒一样或者像农村老妇那样虔诚地向着领袖肖像天天领喊?一个搞自然科学的老师,他在物理课堂上所表现的丰富的物理科学知识,各种公式、名词的熟练运用,流畅的表达,令我们佩服至极,他怎么会相信人可以万寿无疆或永远健康呢?如果不相信,那他为什么在领喊时那么虔诚,小心翼翼,一字一板?

要么是这位老师的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可疑,要么是出于无奈违背良心。反正我们觉得难受,因为他破坏了在我们心中的美好印象。那到底应该同情他还是可怜他?我当时就有这种隐约纠结的想法。我不知道在场有多少人相信,凭我的直觉,我估计他一定不会相信,因为连我也不会相信。



跳“忠字舞”

另一个令我记忆很深的是跳忠字舞。因我平生最不善舞蹈,甚至羞于用肢体表达感情。但在中共九大后,学校掀起跳忠字舞的热潮,我作为一班之长,是不能公开抗拒跳忠字舞的。在一些善跳也爱跳的女同学追击之下,逃不脱,只能应付式地“被迫起舞”。我决定来一个缓兵之计,样子是学跳,不真学但不能让人发现是假学,积极地表现出笨拙的样子来。热心的同学教我抬腿伸手,我便抬腿,但故意忘了伸手,同学提醒伸手时我是伸了,脚却有意放下了,总之就是手脚单边行动,永远都不能协调手脚动作,教得热心的同学全没办法,只能连连叫苦说都从没有见过这么笨的人。我呢,不断地认笨,外加自我嘲讽,样子还特真诚。最后教我跳舞的女同学向全班宣布我是“烂泥扶不上壁”,最终放弃了要求我继续学习的打算。

老实说,手脚笨是笨还不至于笨到这个程度的,不过舞蹈真不是我想学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效忠的舞蹈,无非是双手捧着胸前的心,献给天上的太阳,而太阳就是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看起来完全没有美感,从里到外都觉得难受。

事后虽经常被教我跳舞的女同学讥笑,我却一点都不觉得难堪,内心还洋洋得意,因为自己不跳忠字舞的目的达到了,只落得个愚钝名声,逃避了自己当众出丑,又没有被认为政治态度方面有问题,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1971年,作者所在的一排在广州市21中合照(前排右七为作者潘健生),后面墙上标语可见“与阶级敌人争夺青少年的教育运动”字样。   图片由作者提供


打泥砖的学问


1969年8月,中苏关系空前紧张;1969年10月,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当月,我所在的城市革委会强调用战争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为准备打仗,决定搞战备疏散,其中一项决定就是“城市中学建立农村分校”。

当时我们正是在校最高年级的学生,自然成为了建设分校的主力军,首批奔赴离市区不算太远但也不算近、交通不便需乘火车再步行几个小时的城市北部山区建设分校。

按规划,我们要在离开农地和农民居住地、靠近山边的地方建分校,因为要保证耕地不受侵占,又要考虑建成学校后不打扰农民的生活;当然也不能与农民离得太远,否则学生的生活不方便。建分校首先需要砖头,买吧,学校没那么多钱,上级也不会有太多拨款,我们先要做的事是打泥砖,具体任务就是,寻找粘度合适的泥土,翻掘、泡浸,泡到一定的时候用脚去踩踏成浆,然后倒进预先制定的木制方格中定型、晾干。这样,建房子的主要材料就有了。

打泥砖这件事占用了我们许多时间,学校原来说的在分校也安排上文化课一事,也被挤压得差不多了。我们有意见,希望在没有课堂的分校也能上上课。老师很理解我们,但条件有限,比如一些物理课程需要教具,实验仪器,在分校不可能有,只能不上,其他课程即将就着象征性地上。

为了解决我们的思想问题,随我们一起去分校的工宣队集中我们全体同学进行教育。工宣队进驻学校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个部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嘛。工宣队队员H用个人经历和朴素的感情训导我们说,“打泥砖有书本上全部的学问”。他还笼统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说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关键是人的思想觉悟要高,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战无不胜。我们在分校就是要“受得了艰苦”,要“晒黑皮肤,炼红思想”。

两年的高中生活中,我们几度赴分校,在分校还是以打泥砖建分校为主。冬天,我们挽起裤腿在泥浆池里用脚搅拌粘乎乎冻冰冰的泥糊,冻得过敏,工宣队、老师以及我们自己就用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来鼓舞自己。虽然也有上课安排,但因上课环境差及文化知识被丑化,更重要的是毕业后去农村几乎是唯一的出路,而革命却有很强的吸引力,被革命宣传所鼓动,很多同学的革命热情远高于学习热情。而老师多有家室,身在分校,远离家庭,为两头兼顾,学校安排老师轮流到分校,半途换老师是常有的事,教学效果更不能保证。

分校生活艰苦自不待说,但还不是最深的记忆,工宣队H队员的这句著名的“泥砖”理论倒是让我记到了今天。

窃书不算偷

从“文革”开始,批判封资修,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图书都成为了“毒草”,不是烧了就是封存起来,包括学校图书馆的图书。进入中学的我不知天高地厚,还在做文学梦,渴望看到多一些文学著作。逛新华书店,文学书来来去去就那么几本,如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以及鲁迅的几本单行本如《孔乙己》、《阿Q正传》。稍后书店多了几本文学书,我记得的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沸腾的群山》、《雷锋的故事》等,总之屈指可数,看下去也没什么滋味。当时鲁迅的书较多,原因是因为毛泽东推崇鲁迅,说他“和鲁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说实话,我在当时并未完全看懂鲁迅的著作,觉得他的文章很特别但太深奥,因此对“文革”以前出版的书抱有一种好奇。

入学以后学校安排我们在一栋一层的一间教室上课,一层六七间课室,唯独我们隔壁的教室没有安排学生上课,门一直锁着,窗也严严地关着。从旁了解到,这是学校的图书室。我每次经过,都会情不自禁想通过窗户窥视内里。但贴上了报纸的窗户密不透光,这更引起我的好奇。

有一天中午,下课后我晚了一点离开教室,经过图书室时第一次看到有人从里面走出来,估摸着是一名图书管理员,大概是进去打扫积尘,或整理放置图书后出来。我经过时她正转过身来上锁,趁关门的瞬间,我迅速地瞥了里面一眼,只见教室内陈列着一排排摆满了书的书柜。教室里很暗,书朦朦胧胧,但于我却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一眼使我难忘。也许是因为都是些禁止我们阅读的书,我的好奇心与日俱增,总想钻进去看看。

我当时在校也算是一位乖巧的学生,学习成绩也还好,还当着排长(即现在的班长)。虽一直想偷偷地溜进去看个究竟,但不敢行动,因为我知道,如果偷爬进去,被老师发现了,我这名好学生、班排干部将会身败名裂。

但偷爬进去的欲望却怎么也驱赶不去。有一天看了鲁迅的《孔乙己》,记得了孔乙己说过的一句话“窃书不算偷”,不知怎的,我竟觉得这句话有些道理。在无书可读的环境下,偷那些被封起来的“坏书”,那些有可能被烧掉的“毒草”其实也不一定是做坏事,即使是违反纪律,也不算是一件很严重的过错。这个观念形成后,我的罪恶感大大减少,勇气大增,伺机爬进去看个究竟的欲望日强。

此后我更加留意老是关着门窗的图书室,每次经过都会用手撑一下上下滑动的窗户看有没有拴死。有一天中午,我趁着大家都到食堂去吃饭了,经过图书室时,我又逐个试验有没有没关闭的窗户,竟然发现其中一个竟可以打开,我又惊又喜,突然就来了勇气,上提玻璃窗一跃身便钻了进去,进去后我马上把窗户重新放下来。图书室里黑黑的,外面即使有人经过应该也不会发现。我在里面如饥似渴地翻书,心扑通扑通地跳。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书,这个图书室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不敢呆太久,我匆忙挑出高尔基的《母亲》和一本《克雷洛夫寓言》——因所受教育,我对苏联文学有点印象而对其他欧美文学完全没有印象。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拥有它,便塞进了书包,将耳朵贴着窗户听走廊上的动静,确认没有人经过后,我迅速地跳了出来,关上窗户。

现在我还记得,高尔基的《母亲》是一本竖排繁体字小开本设计,封面是高尔基大头像,两撇胡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目光有点深沉且锐利。因是小开本所以显得特别厚;《克雷洛夫寓言》却是一个稍旧大开本的图书,平装,封面纸质不算厚,书也有点旧了,书角有点卷。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使我的心理尤其满足,好像突然富有了。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盗窃行为,多少年来都不敢向任何人提起。

“作风不正”被示众

入学第二年,中共九大召开。这次大会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造神运动风起云涌,又宣布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宣传声势浩大,形式多样。我所在的中学如其他学校一样,学生中样子漂亮能歌善舞者组成了宣传队,日夜排练,激情热舞,到处演出,鼓舞同学们的革命斗志。日夜相对,又是些十六七岁情窦初开的俊男美女,正处于青春期,免不了有隐约的情愫流露。

果然,不久便发生了一件让全校震惊的新闻,说的是校宣的独舞女主角L和男主角Z“思想作风有问题,道德败坏”。这在当时是严重的伤风化事件,围观者尽管也正处于青春期的男女,对异性有内心的渴望,但表现出来的态度却是一律的非议,甚至有同学为了证明自己的觉悟高还义愤填膺高调谴责;更有一些同学跟踪他们,一直跟到他们的家,希望抓到他们的“奸情”。找不到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问题。L和Z走得近,放学还并排着走,小声聊天,这一切在好事者看来都可以是关系不正常的证明,并由此作出进一步的细节联想。不久,更传来两人将要受到批判的消息。

不出所料,有一天,L所在班级由该班同在校宣的头头决定组织全班的班会,班会上要求当事人先做自我批判,然后接受同学们的批判。革命性很强的同学要L同学先作自我批判,L只是低着头,不敢作声。主持会议者对L同学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虽没有确切的证据,却上纲上线,极尽鄙视羞辱之能事。其实召开这样的会议本身就是公开宣布:她们有生活作风问题。

我还记得,L瘦瘦的,瓜子脸,文弱秀气,在批判会上,她脸色惨白难看,眼红红的,看得出内心的恐惧。批判会持续了大约两节课,吸引了很多其他班的同学在窗户外围观。完了,L流着眼泪低着头走出校门,并从此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来。很难想象一个花季少女在受到如此人格侮辱后,内心的伤害会有多深,这两节课对她的一生会有什么影响。

其实跟踪这两位绯闻同学的知情者都知道,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无非就是两个人聊天聊得来,上学放学走在一起,相互有点好感,如果说是爱情也只是“萌芽”而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不可能也不敢有越轨的行为。不过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这已经是有罪了。许多人确实被风气教化了,好奇心和好斗心理严重,相信越左越安全,调子越高越革命。于是觉得他们两个人真的是作风不正甚至道德败坏,就将他们与当年的妓女破鞋等同起来。同学们背后甚至当面鄙视她唾弃她并羞辱她,她从此精神萎靡,抬不起头来。

以后大家都到了社会工作,但在同学范围的舆论场中,她的名声、形象一直不佳。没有人说得清楚她到底有什么问题,但也没有人说她没有问题,甚至在后来还时有她作风不好的传闻。多少年来,她在没有机会辩白的伤害环境中生活。这几十年她是怎么过来的我不知道,她的人生道路受到多大的影响我也不知道。但她的这次人格被任意侮辱的经历,我作为旁人都感到恐怖,一辈子记忆犹新。

荒唐年代荒唐多,作为过来人,真心不希望这样的时代重来。

◎潘健生,作家,媒体人,现居广州。


今天我们用彩色的纸条制作一个简单的手工小制作——可爱的七星瓢虫。-首先我们需要红色的纸条,可以用双面红色的手工纸裁成宽度一样的纸条。可以用胶水把纸条接起来延长长度。-用红色纸条卷一个“圆盘”,末端粘牢。一定要卷的紧密,不能松松散散的。-用手指将纸卷“圆盘”向上推,细心调整形成一个圆顶,就像一顶小瓜皮帽。- 在凹进去的一侧涂上乳胶并晾干,使其形状固定。-再用黑色的纸条卷一个小一点的“圆盘”,用同

今天我们用彩色的纸条制作一个简单的手工小制作——可爱的七星瓢虫。-首先我们需要红色的纸条,可以用双面红色的手工纸裁成宽度一样的纸条。可以用胶水把纸条接起来延长长度。-用红色纸条卷一个“圆盘”,末端粘牢。一定要卷的紧密,不能松松散散的。-用手指将纸卷“圆盘”向上推,细心调整形成一个圆顶,就像一顶小瓜皮帽。- 在凹进去的一侧涂上乳胶并晾干,使其形状固定。-再用黑色的纸条卷一个小一点的“圆盘”,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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