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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一书顶万书的书:《曾国藩做人胡雪岩做事》七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13: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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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曾国藩的冲淡平远之境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被受到牵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于怀,从而直接影响到他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人要有平淡的心境求得舒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得人生之极乐。
  
  
  淡定之怀不可少
  
  【曾国藩做人语录】
  天怀淡定,莫求速效。
  
  
  
  儒家讲究“入世”,要“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功名利禄之心极重。但也有一些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品行高洁之土,他们或文字飘逸,或志趣高雅,讲求的是自娱自乐,独善其身,视功名利禄如浮云。
  曾国藩一生政务、军务缠身,若说他没有功名利禄之心是不可能的。他在初次进京赶考时,就充满希望。他的好友刘蓉在评价当时的曾国藩时,用了“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一语。曾国藩在考中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既羞愧又失望,差一点就回家了。后来,由于几个好友的尽力规劝,年轻气盛的曾国藩才留下来,按时参加朝考。
  有功名利禄之心,并为此锐意进取,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把功名利禄看得过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名逐利上,就走向了极端,走进了死胡同。人生丰富多彩,除了功名利禄,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可以去尝试,这样才是享受人生乐趣的做法。
  曾国藩涉身军务,战争的激烈、残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争权夺利,时时刻刻让他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为此,曾国藩常常身心疲惫之极,描述自己身体状况的言语时常载于他的日记和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之中,而一旦谈及身体状况,就免不了涉及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对此曾国藩充满了羡慕之情。同治九年(1870) 四月八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阅《范文正集》尺牍,《年谱》中有云:“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如此断了,既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云云。乃劝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心胸宽广,把生死名利置于脑后,这样才会置心于物外,身心舒畅。但曾国藩常常做不到这一点,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不安。对此,曾国藩心欲改之而又无可奈何,在日记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矛盾徘徊之复杂心态。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
  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 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日能拔此根株?
  曾国藩以古人开阔胸怀、淡然物外的生活处世态度为榜样,以此作为自己立足于官场的不传之秘,不仅用它来排解自己心中急于功名利禄的心思,还将其用于养生、长寿。他对李续宜说,“向每谓沉闷非养生所宜,乃以润帅之轩昂豁达,亦复不登中寿,则知命之修短,事之成败,名之显晦,皆有冥冥者主持。吾辈但求大德不甚逾闲,此外正当委心任运,淡泊相遇。阁下劝我宽怀,仆亦愿阁下旷然自适也。”
  郁郁不乐是养生之大敌,要想生活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去掉功名之心,没有了功名之心,政务、军务中的烦恼、不顺也就可以淡然处之。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之路上,有成也有败,这些都与个人的运气有很大关系,不单纯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什么事都这么想,自然就心情舒畅了。就像曾国藩对李鸿裔所说的那样:
  凡病在根本者,贵于内外交养。养内之道,第一将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 
  曾国藩深知自己身处军营,要时时谨慎小心;同时,为保持心情舒畅,还要有一颗平常之心,要懂得去寻乐、求乐。
  为此,曾国藩曾经作一对联以自励: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七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偶作联语以自箴,云:“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一本《孟子》“夜气”章之意,一本《论语》“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绝去梏亡营扰之私。
  一次,曾国藩读苏轼的诗,其中有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曾国藩看后沉思良久,又添上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这4句话中,前面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靠个人奋斗,后面则是功利上的东西。能够达到这4句话所说的境界,那么就可以算作心胸宽广、懂得乐生之人了。
  曾国藩的名利之心比较重,尽管他自己也不愿意这样。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九,曾国藩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了批判:
  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
  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和不断的自我反省中度过了一生。一方面,功名利禄之心很强,这是他最初踏上仕途的原因和动力。到后来科举成名,志得意满,做出一番事业,垂范于乡党,名列忠臣,更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及至后来身至军营,有了施展自己抱负的场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战争中取得卓著的功勋,这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大荣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长时间的车马劳顿,军政要务时刻让他不得安宁,这更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很大压力。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学习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生成,往往很难有所更易,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不计名利是不可能的。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在其中表达出来的光明磊落之心。
  夜与次青(李元度)论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当未可量。是日,思白香山、陆放翁之襟怀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襟虽淡,而笔下难于写出。思一为之,以写淡定之怀,古所谓一卷冰雪文者也。
  除了学习这些古人胸怀、体会其胸襟之外,曾国藩比他们更高一筹。别人胸怀虽淡,笔下却难以写出来。曾国藩却可以用笔写淡定之怀。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文如其人,文章的风格,也体现了曾国藩的办事风格。
  
  
  成大器需自视平淡无奇
  
  【曾国藩做人语录】
  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曾国藩在给鲍超的信中说:“致本部堂以四字叮嘱,曰小心大度……大度者,不与人争利。”
  “虽办得掀天揭地事业,而自视常若平淡无奇,则成大器矣。”这是曾国藩对自己处世经验的最好总结。
  针对自己军务繁忙、心神不宁的具体情况,曾国藩还总结出寻乐之方。同治十年(1871)四月八日,他在日记中说:
  近来每若心绪郁闷,毫无生机,因思寻乐约有三端。勤劳而后憩息,一乐也;至淡以消忮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一乐、三乐是咸丰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载于日记者,二乐则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须于未死之前拔除净尽,乃稍安耳。
  在这里,曾国藩也承认自己的心是很浮躁的,只有“淡以消忮心”才是最好的出路,才能除去病根。
  曾国藩学着放弃功名利禄之心,学着看淡军事上的胜败荣辱,并且尽量把结果推之于天命的境地。同治九年(1870)二月,曾国藩在回复刘蓉的信中说:
  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文章之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质居其七。
  的确,与人战争、事功成败、机运好坏和天有很大关系,所以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随着涉世渐深,曾国藩越来越认识到有些事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他越来越重视“天命”的作用。下面这则日记也流露出曾国藩归之于天命的世界观:
  
  偶思咸丰八年四月葛睾山扶乩,即已预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败、温甫之变。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以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耶?以后每日当从“乐天知命” 四字上用功,治事则日有恒课,治心则继任天命。两者兼图,终吾之身而已。
  除了自己时时刻刻以古人胸怀宽广为榜样外,曾国藩也常常同亲人、朋友谈起淡泊明志的重要性,以此来相互激励,有的朋友甚至非常真诚地向曾国藩建议,在他身边应该有一个心胸开阔之人,以便时时提醒,不断促之前进。
  陈鼐是曾国藩的知心朋友,他向曾国藩建议,应该交几个胸怀宽广的人以激励自己。曾国藩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
  酉刻与陈作梅至营外畅谈,言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
  自己约束自己往往流于形式,一旦意志不坚就容易在“真我”面前退缩,人人都有这个弱点。而让朋友在身边提醒自己则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但这朋友一定是诤友才行,要敢于提出自己的弱点、缺点,提出改正之策,在自己重犯老毛病时,要及时提醒,否则用处就不大了。陈鼐的这个建议受到曾国藩的重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再次提及:“夜与作梅久谈,言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有这样的朋友同自己谈心,认真地提出自己品行、性格之中的弱点,提出改正方法,曾国藩是十分感激的,这些好友的意见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从此一点,就可见曾国藩的胸襟了。
  
  
  从“平”“淡”二字用功
  
  【曾国藩做人语录】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平淡是曾国藩喜尚的人生涵养,他认为:涵养深、有器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办事才能成功。因为器量大就能原谅他人,有忍耐就会好事多磨。有一点不满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违背自己意愿的小事就愤然发作;有一点优于他人的长处就向众人炫耀;听到一句赞颂的话就为之动容,这些都是没有涵养的表现。器量随见识而增长,遇事不喜不惊,才可以担当大事。
  曾国藩淡泊名利,即在于能淡化物欲,这是他保持平常心的一大学问,他说:
  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愈、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 白居易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荚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荚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这是他从传统文化中领会了恬淡冲融的情趣,他善养内心,目的是为了超脱世俗,有一种轻松格调。
  曾国藩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他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相对立,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传教”与“办事”对立起来。
  因此,他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要做到这样,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即治心。
  曾国藩认为,治心之道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是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反复强调,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所谓“平淡”,实际上主要是他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述。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被受到牵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于怀,从而直接影响到他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他主张人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 所谓“改过”,曾国藩指出,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为此,他一生坚持写日记,每天认真检讨所作所为。对于友人的忠告,他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他的铭联、箴言、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都体现了他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晚年的曾国藩总结出十二条“治心经”:
  无贪无竞,省事清心,十介不苟,鬼伏神钦。战战兢兢,死而后矣,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
  “治心经”是他的独特心得,以儒家为本,同时也融入了佛、道的内容。他强调养心,认为养心可以达到养身的目的。
  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他主张磨难波折时要把心放得下,养得灵,不能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那样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
  基于这种看法,他对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最为赞赏。他说,在官场中混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的“规矩”: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要保持一团和气;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苏东坡犯了三大忌,几次被贬,但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苏轼认为,要对人间万事超然旷达、随遇而安,因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那些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成为历史的烟云,如今到哪里去寻觅他们的踪迹呢?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的生命犹如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正是由于苏轼超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并战胜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险阻,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对苏轼的处世之道十分推崇,他把苏东坡所作的能与他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经常吟诵。他还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之关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君子言语要谨慎,饮食要有节制。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留意养身之道。论及养身之道,曾国藩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 ‘臣劳’说的是这个。”
  曾国藩对于养身之道,主张身心交养。他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这是曾国藩恪守他祖父“不信医药”的训导。
  曾国藩养心的方法,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他说:“养生家的方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更重要的了。”
  “惩忿窒欲”,在于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做“心理的修养”,他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知他不是厌世悲观的人,不过是在纵欲当中略存节制的意思而已。他的人生观,既不是乐天观,也不是厌世观,而是淑世观。
  “少食多动”,在于求得身体的健康,可以叫做“生理的修养”。曾国藩重视“少食”,至于注重“多动”,从他所说“养生五事”中可以知道。他说:“养生之法,约有五件事:一是睡觉吃饭有定规;二是制止愤怒;三是节制欲望;四是每夜临睡洗脚;五是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
  对于养生的道理,他说:“养生的道理,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词细心体会。吃平日饭菜,只要吃得香,就胜过珍贵药物。睡觉不在于多睡,只要实际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养生了。”
  对于养生的项目,曾国藩还曾经用养生六件事勖勉后辈:一是饭后千步;二是将睡洗脚;三是胸中无恼怒;四是经常定时静坐;五是经常定时练习射箭;六是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
  对于养生的方法,曾国藩强调以静养为主。他说:“养生的方法,‘视、息、眠、食’四个字最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是说藏气息于丹田气海;
  ‘垂帘’说的是半睁眼,不全睁,不太用眼力;‘淡节’是说清淡而少食,吃饭不贪多、贪猛;‘虚’是说心虑而不思虑,肚子虚而不滞留食物。就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曾国藩养生喜欢在“眠”、“食”二字上下工夫,有他自己的经验。他说:“我少年读书时,看见父亲在日落之后,上灯以前,小睡片刻,夜里则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后,在竹床上小睡,上灯以后处理事务,果然觉得清爽。我对于起居饮食,按时按点,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亲所做的,希望不败坏家风。”
  曾国藩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持心理的健康,对于节制恼怒,他说:“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体,以承担艰难重任,千万不要郁闷损耗,损伤天然之气。我也郁闷闭塞多年,胸襟过于褊狭,我要以自我针砭来共针砭。”
  起居饮食有规律,爱好运动,节制少怒,都与现代的健康学非常相符合。可见,曾国藩的修身学问是——养心者可养身!
  
  
  合雄奇于淡远之中
  
  【曾国藩做人语录】
  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
  
  
  
  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看刘文清公《清爱堂贴》,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其实,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曾国藩也是追求一种淡远之境的。
  曾国藩虽事务繁忙,却从不忘忙中取乐。写诗、作文、下棋就是他的求乐养心之法。曾国藩每晚都在室中朗诵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诗文,自称得其中淡远闲适之乐。他经常临摹名家书法。刘墉(文清)是他最佩服的书法家之一,原因在于刘墉笔意中淡闲远,最适于修身养性。
  在欣赏古诗文淡远意境的同时,曾国藩不忘与自己急于名利之心作对比,以此来警惕自己。咸丰九年(1859)四月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饭后热极,因读东坡“但寻牛矢觅归路”诗,陆放翁“斜阳古柳赵家庄”诗,杜工部“黄四娘东花满溪”诗,念古人胸次潇洒旷远,毫无渣滓,何其大也!余饱历世故,而胸中犹不免计较将迎,又何小也!
  一方面欣赏古人的磊落胸怀,一方面又想在诗文方面胜过古人,急于名利之心在写诗作文上都表现得这么明显。这使得曾国藩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要宽心、要淡然:
  
  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 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己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除了研究古代志趣高远、才情并茂的诗人外,曾国藩还非常注意教导自己的后辈,从诗文入手,陶冶性情,培养淡远之志,以逞自己平生未尽之心。同治元年(1862)七月,他教导儿子曾纪泽说:
  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朓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吟诗作字,以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
  争名争利,凡人尚且难免,何况曾国藩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他能在繁忙的公务之外保留一份平淡之心,确实难能可贵,尤其在功成之际,悄然身退,自削兵权,力求不显山、不露水,更非修养平平者所能及。这是因他精识“淡”字诀的妙用之故。
  古往今来,无数人要么为名,要么为利,他们即使事业有成,也成了名与利的奴隶,志得意满,也无快乐而言。而更有许多人,因背负名利之累,不但无益于事业成功,反而为自己制造了许多障碍,身败名裂者不胜枚举。
  道家为破除名利的束缚,主张无为,佛家则干脆教导人逃离红尘。这两种办法弃功名如粪土,固无拖累。但仅为一身快乐而计,非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圣贤豪杰所愿为。人生于世,苦难众多,志士仁人,更应以治国安民为己任。此外又要不受名利之累,就更加困难。 “淡”字诀的妙处,不但不妨碍人们成大业、办大事,还可以给自己留出一片安闲自适的天地,享受人生,同时也推动了事业的发展,这正是两全其美之法。
  
  
  善于知足,淡泊名利
  
  【曾国藩做人语录】
  养生以戒恼怒为本。
  
  
  
  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是因为他善于从“知足”两字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的修身之术。他以“知足”、“谦让”为人生学问,真可谓智者!
  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他曾经写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宋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这话的意思是: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委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惠能泽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是的,名心切的,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曾国藩认为: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嚣喧,凡傲之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别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人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曾国藩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闹事,少断是非,无憾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1836),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诺奏犊,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炼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人之道: “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善于知足,讲求谦让,这是一种贤者的修身态度,也是一种有所作为者的谋世智慧!
  
  
  戒除虚妄,静以养心
  
  【曾国藩做人语录】
  身心交养,养心为主,养身为辅。
  
  
  
  曾国藩认为,除私欲,戒妄念,静以养心是一个人修身成为圣贤的一大要素。实际上他也这么做的。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对理学家而言,“静”的功夫是如此重要,那么曾国藩如何体会周敦颐的“主静”学说呢?曾国藩感悟道:
  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
  昆虫破眠,才可以称为开启;谷子坚实,才可以作为下播的种子,如果种子不饱满,说明没有提供种子发芽生长的条件,就不能作为种子。假如万物就这样在我心中开始,那就不能说达到了至静的境界了。然而静极生阳,大概生物也有一点萌动的仁心吧!气息静极,仁心却不止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颜子三月不违,可以说是洗尽杂念,隐居退藏,他是在静极中体会真乐趣的人啊!
  我们这些人求静,像不同环境佛禅的入定,冥然罔觉,那么就一定要验证一下这个心,有没有所说的阴阳初动、万物凭此而萌生的意念。如果有,大概才可以说达到了静的极点,才可以说没有丝毫杂念,才可以说身体寂然不动,镇定如鼎。如果没有,即使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况且他也没有真正的静。
  有些人为此所困扰,不想纷纭往来于人世,经过对道本身的观察,才知道阳先于阴,这才相信了。是啊,如果不是由自己亲身体验得来,终究是浮光掠影之谈。
  曾国藩认为心静如水,不生妄念,淡泊名利,把万事看空,有益于养生。这与佛教“断妄念”的观点是一致的。
  全部佛法,归结到一点,就是断除妄念。妄念,又叫妄想。我们头脑中不断想事情,种种念头、种种幻想,都像电影一幕一幕过去,又像奔流不息的瀑布,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
  这种想事的心,就是“妄心”。断妄心、除妄念,实在不易,正如古人所说:“断妄念如断四十里流。”但妄念中大量的功名利禄之心、患得失之心、妒嫉之心、非分的欲望、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等等,却是可以努力戒除的。
  
  不与人搞攀比,这样内心才能宁静而不浮躁,也讲不攀缘外境,要随遇而安,适可而止,知足常乐。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既擅长治病,又擅长养生。张仲景精通养生术,其核心是:清心寡欲,排除杂念,思想清静,决不见异思迁,想入非非,并注意消除嫉妒心理。他在当上大官之后,仍把权、势、钱看得淡如清水,从不为身外之物烦恼,继续专心致志地攻读医书,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德行。他每天利用空余时间为广大百姓治病,没有一点架子,总是随叫随到。对来就诊者,不分亲疏、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并且一概不收报酬,只收成本。对无钱买药的穷人,他还解囊相助。他这样做引起了家人的不满。有一天,夫人抱怨说:“我们没有指望你升官发财,和你享福,可是你每天忙,我们陪你忙,还把钱财搭进去,我们也并不富有啊!”张仲景听后坦然一笑说: “此为人生区区小事,何必去多想!”常言道:“心底无私天地宽”,去除一“私”字,多少烦恼忧愁化为乌有!正如曾国藩所言:
  
  廉者足不忧,贪者忱不足;
  知足者常乐,寓乐自足中。
  和外在行为的动静相比,内心的动静才是根本。精神才是人类生活的本原。要想修身有成,必须在“静”字上下功夫,即使想干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同样要在这个“静”字上下功夫。
  曾国藩虽然属于儒家人物,甚至是一个理学家,但是他的思想其实很杂,儒、道、佛等百家思想他都有,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他综合各家学说,把这个“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
  曾国藩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失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能安然沉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忠实,乃致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的,人能大彻大悟,就是不容易了。他说:
  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嘉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阴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来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闲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现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去大难折磨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因此,思想清静,除私欲,戒妄念,实为修身一大要素。
  在这些方面,曾国藩也是说到做到的。曾氏一直自律甚严,他力除私欲,一生清廉,为世人所道。他从金陵官署中搬回老家的财物,主要是些书,他一般衣服的价值不超过三百两银子。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叹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最后一次游览!
  晚年,他自感身体太差,实在“有玷此官”,他多次上疏恳辞官职,至少官做小一些,他并不贪恋权位钱财,而两位弟弟:国荃和国潢便与他不同。尤其是国荃,攻下吉安、天京后,三次搜刮,一次比一次凶。他在家乡所建的宅府,长达一华里,房子数百间,中储大量财宝、家具和仆人婢女,为当时所罕见,被人讥为“老饕”。曾国藩对此极反对,他认为“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怀浩大是真正受用”。曾国藩的确在戒妄念上下了不少功夫,做到了思想清静。这是值得身处欲望膨胀时代的今人所值得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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